停车费调价、出租车改革、公交票价调整、京津冀一体化交通发展规划、停车立法……作为交通方面的专家，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郭继孚几乎参与了北京市所有交通热点政策的制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的第一年，郭继孚提出的第一份提案却是关注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问题。面对记者的疑问，郭继孚表示，关注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问题的目标同样是为了打通交通等一系列城市管理问题的瓶颈。

　违章停车处罚力度不够

　但立法存在矛盾

北京晚报：作为交通方面的专家，您这次关注了立法问题，是否因为该问题对解决时下交通管理难题较为迫切？

郭继孚：2015年《立法法》将立法权扩大到设区市，这次宪法修订案把地方立法权明确写入宪法，很好。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差异较大，全国和省级人大立法任务繁重，统一立法对各地情况顾及不周，造成立法和社会生活脱节，对法律的执行造成困难。中央立法应照顾到地方发展不平衡，个别地方立法能力有限，希望国家法律法规尽可能做得细一点，规定得更具体一点，以指导各地具体工作。但同时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随着近年社会发展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依法治国措施的全面推进，大量的城市建设问题需要用法律规范的方式规定，大量的城市纠纷需要用法律的方式解决，但中央立法资源有限，很难涵盖所有地区所有情况。

提案的中心思想就是希望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立法边界清晰，要给地方因地制宜、灵活制定符合本地情况法律的条件，这样才是我们依法行政、公民守法的前提，也是社会良性秩序建设的前提。比如现在北京市很多交通方面的困境都跟无法解决与上位法之间的冲突有关，因此我带来了这份提案。

北京晚报：是什么触动您提出这个提案呢？

郭继孚：我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常委，在市人大常委会进行机动车停车立法时我就发现有一些内容要避免与上位法冲突。比如违章停车的问题，我们现在停车矛盾这么大，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停车位缺口比较大，老百姓都能感觉到，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我研究发现主要问题在两方面，一个是执法出了问题，一个是价格杠杆没有起作用。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违章停车，交通违法行为、乱停乱放行为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后果就是造成恶性循环。

对违章停车的处罚力度不够，就意味着整个停车秩序乱了，它表现在几个方面上，第一是秩序乱了以后谁守法谁吃亏；接下来没有人愿意去做合法的事情，不愿意去花钱进停车位，造成停车位投资回报低，投资人不愿意把钱投到建设停车场上去；之后就会缺口越来越大，执法也不敢执了，法不责众，于是违章停车愈演愈烈。

这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违章停车的处罚力度不够。我们持续多年的大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小汽车出行70%至80%的停车是免费的！2017年人大研究停车立法的时候专门请社情民意中心做了一次调查，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辆车停车消耗的土地资源是惊人的，平均需要30平方米，比很多人家的客厅都大，北京的土地资源已经紧缺到这种程度，但人们却在用一种近乎免费的方式消耗它。这就刺激了大家无序地、过度地使用。

我们认为应该加大处罚力度，但是问题来了：我们国家的上位法规定罚款上限是200元，加上执法力量不足，频次不够，一个滑稽的场景就出现了：违章停车的成本要比遵章停车的费用还低！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国家制定这条法律时没有考虑到地区的差异：这个罚款数额对于一些中小县城来说可能很高，但是在北京来讲已经很低了，因为你被处罚的概率是很小的，如果我们想提高处罚频次就必须组建庞大的执法队伍，综合起来执法成本太高，违法成本很低。

我们想提高处罚力度，可是地方立法是不能突破上位法的，所以地方立法时就会很尴尬。所以我希望尽可能地分清中央和地区的立法权限，希望中央的立法不要规定得过细和过死。上位法一定要做到有一定覆盖，又要有足够的灵活度，既要让各级地方政府能够有法可依，又能够允许地方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法条。这不仅仅是在交通方面，城市规划、建设、运营管理许多方面都需要考虑。

北京晚报：这类问题在交通秩序方面还有哪些例证？

郭继孚：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停车问题，路边停车占用的是公共资源，时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车停到车位里面去了，不交费就走了，怎么办？把警察叫来也没办法解决问题，原因是上位法没有规定，警察也管不了！收费员与车主间只能按经济纠纷处理，可以通过法院起诉追讨停车费，但这个成本谁来负担？

再有，上位法中规定拖移违章停车时执法部门不得让车主承担费用，要财政买单。你不觉得这样的规定很滑稽吗？凭什么你在那边违章停车，要动用我们的公共资源，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拖车呢？而且这种规定既已在上位法规定了，那么上位法不改，地方就很难突破。

来源：北京晚报